翻译虽然是冷门行业，但是常常引起大家关注讨论，从一心多用的同声传译，到妙笔生花的文学翻译。内行外行都对翻译理解不一，翻译观点百花齐放，对翻译的讨论也热度不断。本文将结合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简要概述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历程，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
中国翻译史可大致分为四部分，从东汉到北宋的经文翻译时期、从明朝到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马列苏俄和更多外国文学翻译时期以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日臻完善的翻译时期。清末，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其中“雅”常常被误解为语言优雅，导致文言风译文饱受赞美，但所谓“雅”的实质是语句得体适当，具体语体应由原文风格决定，而不是一味地附庸风雅。而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白话文运动愈演愈烈，白话文逐渐在译本中占据主导地位。当时著名译者多为文学家，比如郁达夫、梁实秋、周作人、鲁迅、傅雷等，这些译者助推了马列主义和大量文学作品引进，深刻影响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
正是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秉承严复“信达雅”理论，钱钟书先生提出“化境说”，即翻译时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因为译文总有信息流失的部分，彻底达到化境是不可能的。之后傅雷先生提出“神似说”，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也就是在保证语法结构正确的基础上，更重视意译。然而这两种说法，由于其定义过于模糊，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两位先生的心得随笔。更多内容可以参考王秉钦先生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及一些讨论翻译的文章，如余光中先生的《翻译乃大道》等。
翻译是把他国文化带回国内、把国内文化带向世界的过程，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碰撞融合，因此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翻译理论。在已有的翻译理论体系基础上，译者应该继续学习，而且也要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升为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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