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归化表现为对原文的肆意增改删，是一种近乎为创作的表现。从原作的角度出发，过度的归化往往会埋没作者的写作巧思，从而使作品魅力大打折扣。阿瑟·韦利在翻译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时，为了减少阅读阻力，对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就连书名都变成《猴子》。这种对可读性的刻意追求使原作的文化内涵大大流失；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个别译者过度归化不是出于可读性，而是单纯出于“炫技”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推崇。比如用文言文来翻译英语文本，这种译法相当于将一种陌生语言翻译成另一种陌生语言，没有达到翻译的根本目的——文化传播。适度的归化应如王佐良所述，是苦药上的一层糖衣，使译文易于接受、理解，但并不会改变苦药的本质。

绝对的异化指逐字逐句地硬译、死译，盲目地追求对原文的忠实性而忽略了译文读者接受性。鲁迅（1981）就是“硬译”的一大推崇者，他为了追求文化保留性牺牲了译文的可读性。笔者认为，文化专有项、文化负载词等因素可以出于文化传播的目的而进行最大程度地保留，但英语语序、句法特点等语言层面的差异没必要保留，不但不利于译入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还可能掩盖文章的核心内容。以鲁迅对《艺术论》的译文为例，小到词汇语法，大到语序句段，他都丝毫不差地遵循原文，名曰对文化的保留，实则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丧失。

总的来说，因为文化差异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可读性和真实性便是每一位译者在翻译时必须面临的选择。又因为读者接受性和原文保留性二者之间的互斥关系，侧重一方就必然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译者要做的就是适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找到归化和异化的“度”。翻译就好比镣铐下的舞蹈，框架下的写作，赛道里奔跑，永远都是自由与限制并存的，译者拥有自由选择、主观权衡的权利，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