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根据张炳森先生著文指正，应该是始于先秦时期的诗歌翻译。从汉末到宋初一千多年的译经事业，以南北朝时期为鼎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之后的每个朝代可以说都有自己的翻译风格。鲁迅先生在评论严复的翻译时，对我国的翻译理论曾提出：“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朝则已‘信’为主。”其实这段话大致概括了当时直译，意译，和新译等三种译派。

当谈到近代翻译理论，影响最大的必是严复的信达雅。他把信达雅明确作为“译事楷模”提出来，并且对其进行了详细地解说。首先是“信”，要求译文意义“不倍原文”，深感“求其信，已难大矣！”其次是“达”：“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其三，“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进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严复的信达雅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的新纪元，也开创了白话翻译的新纪元。五四时期，翻译的作品骤增，翻译的文体范围也扩大了，由小说而及诗歌，散文，剧本，文艺理论等。鲁迅和瞿秋白在1931年和1932年关于翻译的通信，对翻译理论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在理论上对翻译的性质和方法，翻译批评，和翻译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原则问题，作出许多建设性的贡献和发展，附带着也阐明了信达雅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不断有人试图对信达雅作出新的解释，艾思奇先生，朱光潜先生和林语堂先生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语言的发展，人们对信达雅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入的，所以对这条翻译标准就开始考见得失。

到了解放以后，这个时期的翻译理论比起之前的几个时期是要多得多，探讨问题的深度，涉及范围的广度都远胜于之前。在这个时期提出的“神似”与“化境”，是现在的翻译文论中引用较多的两种代表观点。从某种角度来说，“神似”与“化境”是对“信达雅”的突破与发展，同时也是一种否定。纵观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史，翻译思想的发展呈螺旋形上升，一边发展，一边也有所扬弃，一层深于一层，一环高于一环。

翻译是把外国的文化科学介绍进来，但是我们的前辈翻译家在制定翻译标准时，并没有完全采用现在的欧化标准。两种语言的互译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仅是语言的不同，更是文化传统的不一。翻译的过程不仅是对语言的翻译，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所以适合于其他国家的翻译理论，未必就切合我国的翻译实际。前辈翻译家们已经为我们建立了适合我国的基本翻译理论体系，我们应当开创新局面，虚心学习，善于总结，不断探索，继续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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